我和丈夫老王曾经都是沈阳119厂（现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83厂新乐公司）的职工，我是钳工。后来，鄂西北开展三线建设，119厂是包建厂之一，老王作为技术骨干支援三线建设，来到湖北远安。

第二年，他回家跟我商量：“能不能带上孩子们，我们一家人一起到远安去？”远安具体在哪里，老王不能说，要保密。他只说：“在湖北，山清水秀，是个好地方。”

我当时想，支援三线建设照样是为社会主义作贡献，到哪里都一样。所以，1972年4月，我带着一家老小，带着美好憧憬，从沈阳奔向神秘的“武汉市93号信箱”。

到了武汉，我们坐了一夜火车来到当阳。下了火车，又坐上了厂里派来的解放牌卡车，我只感觉前方的山越来越高，路也越来越颠簸。

我把信封上的地址拿给司机看，问是不是送错地方了。司机笑笑说：“快到了，‘武汉市93号信箱’就是国营红峰机械厂（现中国航天科工九院红峰公司），在远安太平山脚下。”

图为樊万琴（左一）一家刚来红峰厂时的合影

来到红峰厂的第二天，我碰到了管财务的吴科长。当吴科长听说我还没有报到，立即说：“就到财务科来上班！”原来我还在119厂时，吴科长曾在大会上听到我的发言，认为我很有经济头脑。

“我不会算账，只会干钳工。”我一听说去财务科，脑袋就大了。吴科长说：“一切都从头学，还年轻，来得及。”

那年我32岁，从头开始学财务，第一个月的工作就是对着单据打算盘。算盘打熟了，我开始做出纳，做借款、报销之类的账务。一年以后，吴科长让我做总账会计，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账目繁杂，没有现在的电子表格，都是手绘。有一次，总账做不平，我日夜泡在会计室里研究做账的方法。

1974年9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彼时，工厂暂停建设，资金停止拨付，工地停工，建设进入低潮。厂里召开大会，提出统一思想，要“争创干”，不“等靠要”，要用双手和智慧共渡难关。

1984年，我服从组织安排到厂工会工作，任工会副主席兼女工委员会主任。

当时，红峰厂正处于产品攻关的关键时刻，时任厂长朱致敏在066基地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产品搞出来。那些年，民品开发势头正猛，厂里生产的电风扇、洗衣机减速器等产品正在热销，经济状况有所好转。

有10年做钳工的经历，我一上任就到车间了解职工的思想状态，感受到了同事们积极搞生产的热情。我以“为一线加加油鼓鼓劲”为抓手，组织女工讲身边先进人物的事迹，写下她们奋力拼搏的故事，每天在厂里用大喇叭广播。时任红峰厂党委书记杨梅山为女工委员会点赞：“就是要这样的氛围！”

围绕科研生产开展工作，我的工作方式新、办法多、有效果，我把这些做法归纳总结，写成了论文，获得了湖北省工会论文一等奖。因为工作表现出色，我在1988年获得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称号。

“知心大姐”是红峰厂职工对我的爱称。我来三线的时间比较久，对各家情况比较了解，夫妻吵架、婆媳矛盾、家长里短，大家都愿意找我调解。我调解的方法千千万万，但是目标就一个——和解。别人眼里的小事、杂事、烦心事，我总是放在心上，默默地做。

有一年，厂里组织职工评职称，一位正在申请高级职称的同事提醒我：“樊姐，咱们一起报名啊。”我摇摇头觉得自己不够格，一旁的人事处处长却对我说：“够格啊！你有全国荣誉，符合‘破格’评级的条件。”

一个平凡的工会工作者被“破格”评上高级职称，我总觉得是“天上掉下来的”，而周围的同事却认为我是拼命干出来的。

不久前，组织给我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当接到沉甸甸的纪念章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来源/《中国航天报》，原标题《奔向神秘的“93号信箱”》

文/樊万琴 口述 邓顺英 整理

图/红峰公司供图

编辑/戴敬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