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曾经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早已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但那些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抗战故事，从未因时光流逝而黯淡。

本期通过几位航天人的口述，带我们深情回望抗战岁月。他们是抗战时期亲历者的后代，所讲述的故事里有枪林弹雨中的生死抉择、绝境里的坚守与不屈；也有岁月的痕迹——或是一张光荣的证书，或是一张模糊的老照片，或是后辈矢志报国的身影。

这些故事带着硝烟的味道，饱含中华儿女对家国的赤诚，更有中国人在危难之际迸发的勇气与担当。字里行间都是触动。过去的记忆时刻提醒我们：历史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照亮当下的精神之光。

烽火长歌 念父情长

回溯往昔，在我两岁多时，父亲就牺牲了。小时候，家中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张父亲的照片。照片里的父亲年轻俊朗，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眼神中透着坚定与温柔，那是我对父亲唯一的印象。虽然我对父亲的记忆实在模糊，可通过母亲无数次深情的讲述，他的精神早已在不知不觉间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

1904年10月11日，父亲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父亲原名叫陈锡光，又名陈黄光，号再华，为了刊发文章，父亲还有笔名白明、沙丹。

大学毕业后，父亲到广州任培正中学的国文教员。父亲博学多才，深受学校当局与学生们欢迎。他经常带领学生到三元里、沙面等地，给他们讲平英团和沙基惨案的历史，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后来，他还将文艺活动从校内发展到校外，通过讲学、办刊物和参加各种文化团体活动，积极宣传爱国主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广州、香港等地开展革命文艺和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不断蚕食我国领土。为号召人民起来抗日，父亲写下了歌曲《奋起救国》的歌词。之后，父亲的同校教师、著名音乐家何安东为这首歌词谱了曲，并制作成唱片。《奋起救国》传遍大江南北，从学校到街市，几乎人人都在传唱。这首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歌曲让处于彷徨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作者父亲的烈士证书

父亲还在《培正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10余万字的作品和译作，号召作家拿起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军国主义。除此之外，父亲还时常会组织爱国青年排演话剧，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

1933年1月28日，父亲担任舞台指挥的反帝剧《命令：退却！第二防线》在演出休息时，事先埋伏在会场内外的军警四处抓人。随后几天内，60多人被逮捕，革命文艺团体纷纷遭到破坏，6位领导成员惨遭杀害。

白色恐怖并未让父亲退却，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他一方面介绍一批革命文艺界先进分子转移到香港、上海暂时隐蔽，同时执笔起草一个关于广州、香港的文化运动和各团体组织情况的书面报告并设法交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信中，他详细汇报了粤港等地文化运动和群众团体情况。

中央特科十分重视这份很有见解的报告，经考察，决定吸收父亲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让他担任中央特科成员。从此，他的革命事业进入新的阶段，从文艺战线延伸到隐蔽战线和直接斗争。他负责收集粤港一带情报、为中央苏区募捐、为经过广东的长征红军收集敌军动向……

1934年1月，广州“文总”成员和革命群众数十人先后遭到反动军阀逮捕。7月，父亲到上海汇报工作，党组织告诫他敌人已经注意他的行踪了，需要隐蔽。但父亲考虑到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接替，仍返回广州留守战斗，直至被捕。

听母亲说，在被捕前，父亲就有所预感，因为他总感觉自己被“跟梢”。为此，他写下一首诗《母亲啊，他要永远地前行》。文中，他写道：“退后的，只是那些在火山口作骷髅舞的人呦！……母亲啊，他要永远地前行！”

1934年11月26日，父亲在知用中学观摩教学时被反动派抓捕。次年1月24日，父亲在广州东郊黄花岗荒坡上从容就义，年仅31岁，那时我的姐姐才5岁，我才两岁。

母亲哽咽地告诉我们，父亲牺牲后的几天，他的好友王颂三等人到刑场上收殓父亲的遗体。当时，他的遗体血肉模糊，大家仅能凭借熟悉的衣服布料才从几具弃尸中分辨出父亲。他戴着脚镣和手铐，十个指头上都没有指甲！

当父亲的灵柩运回故里时，众多的乡亲怀着悲痛的心情伫立在江边迎候。想到当时的情景，我对父亲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他是为革命事业，为自己的信仰而奉献了生命。

父亲就义后，他的生前好友项经川、王书圣、王斌等，冒着生命的危险，收集他的遗文和他给亲人的信札，编成《再华文拾》一书。父亲留下来的遗文和信札，也成了我对父亲最珍贵的回忆。虽然我对父亲的印象只停留在母亲的讲述和那几张泛黄的照片与黑白的文字上。但我明白父亲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文艺的火种，让抗战的精神得以传承。受到父亲的感染，长大后，我参军入了伍，后又加入航天战线，开启了科研报国之路。

1993年，我退休离开了奉献一辈子的航天岗位，但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将父亲的遗文与信札编辑成书，鼓舞更多年轻人，不忘先辈的遗志。后来，在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支持下，我收集整理了父亲写的文章等材料，汇编成《陈黄光文集》，并正式出版刊印。

今年，是父亲离开我们的第90个年头，捧着这本沉甸甸的《陈黄光文集》，我仿佛能看到父亲在简陋的宿舍楼里奋笔疾书的身影；能听到他充满激情地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那声音穿越时空，在我心中久久回荡。父亲，您是我心中永远的英雄，您用文艺谱写的战歌，永远不会落幕。（陈昌成）

追寻父亲的抗战足迹

整理旧物时，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悄然飘落——两个身着工装的年轻人并肩而立，背面用苍劲的钢笔字写着：“此片与赵兄摄于鄂省恩施！为纪念我国抗战八年终幸胜利！”

指尖摩挲着微微卷起的相纸边缘，父亲的生命里究竟藏着怎样波澜壮阔的岁月？

带着这份好奇，我翻开父亲遗留的手稿，泛黄的纸页间，一段尘封的历史缓缓展开。父亲原名刘栋楠，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曾以“刘奋中”“刘定国”的化名投身抗日洪流。

命运对年幼的父亲格外严苛，他自幼父母双亡，10岁时便独自踏上谋生之路。苦难为他日后的坚韧打下了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彼时17岁的父亲正在广州谋生。日军的炮火很快笼罩这座城市，随着广州沦陷，父亲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踏上了长达8年的颠沛流离之路。

1939年1月，父亲辗转逃至香港，在德明小学当了3个月校工。不久后，一封旧友的来信，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曾与他同在地主家做工的丫鬟寄来路费，邀他前往云南合伙做生意。然而抵达云南后，生意却成泡影，父亲又陷入了困境。直到1940年1月，得知二哥（我的四伯）在昆明的消息，命运的齿轮才再次转动。

在四伯的帮助下，父亲进入中央飞机制造厂昆明办事处，成为一名汽车修理学徒，后又转至滇缅边界的瑞丽垒允中央飞机厂装配车间。那里地处偏僻，父亲与工友们齐心协力，在抗战期间生产飞机。但好景不长，1940年10月26日，日军的轰炸机呼啸而至，炸弹倾泻而下，工厂被迫停产。

作者的父亲与飞机合照

当滇缅运输线急需大量技工的消息传来，满怀报国热忱的他毅然决定前往缅甸腊戍。临行前，他将名字改为“刘奋中”，寓意“全国人民在抗日救国奋斗中”。

1941年11月，21岁的父亲抵达腊戍，在运输车队担任技工，后又转入新成立的滇缅铁路运输队，身兼文书、司机、技工数职。尽管工作繁重，但他始终充满干劲。1943年，缅甸失陷，父亲随队撤回昆明，异国他乡的奋斗岁月告一段落。翻看父亲的手记，我才知道，原来他曾与滇缅运输线上赫赫有名的“南洋机工”并肩作战！

后来，父亲辗转来到重庆。然而在这里，他目睹了权贵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苦闷彷徨之际，《新华日报》成为他的精神灯塔，他对光明的渴望也愈发强烈。1945年2月，命运再次眷顾了父亲。在重庆街头，父亲偶遇了中央飞机制造厂的旧友，那时父亲的旧友已是第14航空队的机械中队长。得知对方正在招募机械人员，父亲毫不犹豫地辞去现有工作。

1个月后，父亲再次改名“刘定国”，带着“愿以己力换家国安定”的期许，加入第14航空队机械中队。他被派往湖北恩施机场，负责外勤发动机检查与修理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恩施机场沉浸在节日般的喜悦中，大家欢聚欢庆，彼此签名留念。之后，父亲也特意和挚友赵国赞来到照相馆，用镜头定格下这历史性的瞬间。照片里的他们，笑容中藏着颠沛流离的艰辛，眼底闪烁着劫后余生的光芒。那一天，他们和无数国人一样，在欢呼声中尽情释放着压抑已久的情绪——这一仗，中国人民终于赢了！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广东，加入原中国航空公司从事发动机检修。1949年11月9日，他与赵伯伯在香港参加了“两航”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随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原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带领的“两航”员工回到人民的怀抱。后来，父亲来到北京，投身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时光飞逝，照片早已褪色，凝视着这张泛黄的老照片，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飞机厂车间爆炸的火光，看到父亲改名言志时坚毅的目光，看到他在抗战岁月中辗转多地的身影……父亲未曾亲口诉说的抗战岁月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闪耀。（刘志强）

从烽火硝烟到星辰大海

大舅这个称呼，在我家总是带着一种特殊的重量，它并非简单的称谓，而是裹挟着硝烟与某种无声的庄严。

姥爷一家原本是华北平原上寻常的农家人，但日寇的铁蹄踏碎了中原的宁静，也踏破了姥爷平静的日子。烽火中，姥爷咬牙把他的大儿子——我的大舅苑香亭送上了前线，那时大舅才16岁，眼神却如同淬火的钢刀，闪着倔强的光。

1938年，大舅那张年轻的面庞，永远消失在故乡的地平线后。他原本该握笔的手毅然攥紧了粗糙的刀柄，汇入在血与火中艰难集结的抗日洪流。这是那一代人别无选择的命运。

抗战胜利后，大舅也在战火的淬炼中成长为军中骨干。1946年初，大舅所在的部队行军路过邻村，姥爷得信儿后赶去追上大舅，告诉他又有个妹妹（我母亲）出生了，让他回家看看。大舅却说：“爸，仗还没打完，不回家，让弟弟妹妹们好好上学！”

作者为学生们进行国家安全宣讲

1947年，刘邓大军如利剑出鞘，直插大别山腹地。在那崇山峻岭间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密集的弹雨骤然停歇了大舅的呼吸，也永远凝固了他年轻的身影。

我母亲从没见过她大哥，小的时候，母亲常听姥姥讲大舅的故事。这些碎片在母亲心中拼凑成一个模糊却高大的背影，成为她精神世界里永不熄灭的灯塔。

当建设祖国的号角吹响，母亲随同从北京空军转业的父亲，响应国家号召，一头扎进了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那里是三线建设的隐秘战场。父亲将全部智慧与心血倾注于那些在荒芜山沟中崛起的航天重镇。而母亲则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以超乎寻常的坚韧撑起了我们的家，也成了人民教师。她极少提及大舅，但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对国家的责任、对事业的忠诚以及面对困难时那种近乎倔强的沉默与担当——这些无声的信条，便是大舅留下的最深沉的家风，如空气般浸润着我们的成长。

当哥哥和我相继长大，人生的轨迹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我们几乎没有犹豫，踏入了父辈为之付出青春的航天单位。几十年来我的大哥一直默默扎根深山铸剑，而我则在航天高校的讲台上扎根。每当走进教室，面对那些年轻的面孔，我常感到一种深沉的教育责任。我要把这份从战火中淬炼、在建设里升华的忠诚与担当，连同航天精神与梦想一起种进他们的心田。

倘若能有一个穿越时空的节点，让我面对大舅，我真想告诉他：“舅舅，您当年用生命守护的土地，如今已开满了和平的花；您为之付出一切的那个理想，从未褪色。从您手持的钢枪，到我们仰望的星河；从您冲锋的战场，到我站立的三尺讲台，那精神之火，始终炽烈燃烧，未曾熄灭半分。”（苑溢）

国仇家恨刻进了骨子里

七七事变那年，我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很多热血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八路军，我的大伯父就是其中一个。后来在阜平县作战时，他英勇牺牲了，家人悲痛不已。

记忆中，小鬼子每次进村扫荡前，手无寸铁的村民们不得不往山里躲。等他们走后，村民站在山头上遥望村子，总会看见着火的房子冒着黑烟……

在我家，除了大伯父牺牲在战场，还有3人都是因日寇而死。二伯在日寇进村时来不及跑，暴露了行迹，被吊在树上当成靶子遭乱枪打死；姨父在地里摘豆角时，被日寇当场打死。我的父亲被日寇抓走，关在一个小木屋里。有次下大雨，屋外看守的鬼子为了躲雨，就离开了岗哨。父亲见状，悄悄从门缝中伸出手，把锁撬开，一路跑回了家，由于心急火燎，加上雨淋，回家不久便发起了高烧。后来，因为没有条件看病，父亲不治身亡，留下我们孤儿寡母4人艰难度日。

还有一件事至今留在我脑海深处。那是在我四五岁时，一天下午，听说鬼子又要进村，乡亲们赶紧躲进山里。母亲生病跑不动，我年纪又小，就跟着母亲躲在家里。只听见村里一片人喊马嘶，应该是鬼子在到处抢掠。

过了一会儿，一个日本鬼子闯进我家院子，母亲抱着我躲在炕角不敢吭声。那个鬼子进了屋子就低头四处找东西，当他找到炕前时，母亲见躲不过去了，就赶紧下炕给他作揖打手势，说我家没吃的。弄懂我母亲的意思后，那个鬼子就抓起她的衣领，伸手打了她两个耳光，吓得我也不敢在炕上待了，躲进灶火坑里直哆嗦。不一会儿，外面传来了哨子声，那个鬼子便转身跑了，我们娘俩才没有遭殃。

这件事让我此后一直被噩梦困扰。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还经常做鬼子进村的梦。国仇家恨，真正刻进了骨子里。水深火热中，曲阳军民同仇敌忾驱赶“豺狼”，有一个叫李殿冰的民兵队长，率领民兵巧用游击战术“麻雀战”痛击敌人，被晋察冀边区政府授予“神枪手”“二等战斗英雄”称号。

如今，硝烟早已散尽，但我们不能忘记屈辱的历史，不能忘记英雄的中华儿女。我们应自强不息，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让后代子孙不再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

文/孙海水

来源/《中国航天报》，原标题《永不褪色的记忆——抗老故事新述》

编辑/戴敬宜